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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望
2016年，建组《动物分典》编纂完成时合影，只想从左到右依次为黄复生、让中王祖望、国动郭郛、物学网冯祚建。新闻
王祖望在修改《动物分典》稿件。科学
王祖望与妻子。站得住孟凌霄/摄
在西高所时，不争王祖望在马场骑马。建组
■本报记者 孟凌霄
90岁了，只想王祖望的让中脾气不减当年。
当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动物所）当所长时，国动为给年轻人争职称，他在评审会上大声疾呼：“再论资排辈，动物所前景堪忧！”谈到如今的科研不正之风，90岁的王祖望把老花镜一下摘下，“噔”的一声掷在桌上。
但只要翻开那套《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以下简称《动物分典》），他的眼神就会变得温和。手指轻轻划过照片中那些熟悉的面孔，这些昔日并肩作战的老伙伴们，如今许多已不在人世。
王祖望记得，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朱明生教授时，是2010年夏天。病床上的朱明生一手打着点滴，一手攥着蛛形纲稿件逐字细读。见到王祖望等人来看望，他有些不好意思，赶忙将稿子塞进被子里。
就在这次探病的一周后，朱明生逝世。
王祖望也记得，鱼类学家李思忠在弥留之际，曾轻声对自己说：“王所长，我对不起你，这项工作我可能完不成了。”透过厚厚的老花镜片，王祖望看见他眼中噙满了泪水。
2007年启动编纂项目时，项目组成员的平均年龄已达72岁。如今，叫王祖望“老大”的朱明生、李思忠走了；因病手抖拿不稳书，把字写成小黑团的昆虫学家刘举鹏走了；坐在办公室斜对面，与王祖望结伴买照明放大镜的黄复生走了；王祖望的大学同班同学、鸟类学专家童墉昌走了；《动物分典》副主编、兽类分类学家冯祚建也走了……
这样的告别，王祖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
大典，大典
大典，大典，这是王祖望退休后念叨最多的两个字。
20世纪80年代，钱钟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等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启动《中华大典》编纂工程。这一项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其目标是全面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系统呈现中华文明的浩瀚图景。
其中，《动物分典》任务尤为艰巨。它不仅要从古籍中挖掘出古代中国人对动物的认识和记录，还要以科学的分类方法对这些记载进行厘定——这将是一部跨越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动物百科全书”，完整反映先秦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动物学知识。
这项工作的参与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动物学专业知识，才能从中国古代文献的蛛丝马迹中辨别动物物种，准确还原其生态特征与分布区域，同时还要能阅读大量古代史书文献。
那时，动物所的老所长王祖望被“无可替代”地请来担任《动物分典》的主编，因为“只有他有这个威望”。
王祖望聘请了昆虫生理学家郭郛任学术顾问、昆虫分类学家黄复生和哺乳动物分类学家冯祚建任副主编，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老专家共同承担这部巨著的编纂任务。
编纂《动物分典》那几年，王祖望每天清晨背着双肩包，步行半小时来到动物所所在的北京北四环西路的旧址。顺着环形楼梯爬上三层，右拐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中间那间305号办公室，就是他们的编辑部。
编辑部有点像一座微型的“老物件博物馆”。为了节省经费，家电、家具大多是所里和编委会成员家中淘汰的。几十年的立式空调在夏天发出沉闷的嗡嗡声；老式雪花牌电冰箱顽强运行，里面放着编委会成员每天自带的盒饭；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各种各样的资料柜，木质的、不锈钢的、带锁的、合不上门的——几乎全是二手货，装满了他们从各个图书馆搜罗来的繁体字、竖版、无标点的古籍、影印本和各类材料。
墙上挂着一本老式翻页日历，时间停留在2007年——项目启动的那一年。日历格子里密密麻麻记录着王祖望的日程。
只要到了办公室，泡上一杯浓茶，王祖望就能埋头在故纸堆里一整天。
中午是编委会最轻松的时刻。坐在角落里的黄复生，把吃饭叫“喂脑袋”。王祖望把自带的盒饭从冰箱里拿出来，用微波炉“叮”几分钟加热。吃午饭时，王祖望得把办公桌上层层叠叠的书推到一边，才能清理出一小块空间用餐。饭后，又马上继续下午的工作。
只有在中午这段空隙，王祖望才会暂时变回一位老人，和老伙计们聊聊健康话题。
这群耄耋之年的动物学家，在年轻时常出野外作业，因而身体强健。
黄复生72岁时，仍能考察广西十万大山和海南五指山，健步如飞。他住得离编辑部最近，每天到得最早。80多岁了，仍骑自行车通勤，直到离世的前一天。
做蝗虫研究的刘举鹏，虽然年纪稍轻，但患上帕金森病后，手抖拿不稳书，眼睛又有黄斑病变，只能把书按在桌上阅读。刘举鹏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跟操着浙江口音普通话的牟重行先生讨论学术，只能由祖籍福建、在北京生活几十年的黄复生充当翻译。
这群老人用老花镜看古籍小字很吃力。有段时间，办公室楼下的流动小贩卖的放大镜自带一串小灯泡，王祖望和黄复生都买了。傍晚还没开灯时，办公室已多了两处小小的光源。
就在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他们翻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古书。
文字难识，标点难断，王祖望便邀请古文功底深厚的郭郛先生为大家释疑解惑。郭郛受过私塾教育，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曾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合作研究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编纂工作开始时他已85岁高龄，仍每周为编辑部开设一节古文课。
古文课的“教室”设在编辑部办公室对面的小会议室。教室面积不大，课件就被投影到一面白墙上。那时，郭郛先生常扬起拐杖当教鞭，指点字句。底下满头白发的学生，个个屏息凝神，只有手中笔记翻动轻轻作响。
这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也有争辩的时候。
哪怕是一个术语或一个概念、一个物种古代名称的考据，他们都据理力争，从不讲情面，谁也不肯轻易让步。编辑部秘书沈慧记得，由于年纪大了耳背，老人们讨论时嗓门一个比一个高，长长的楼道里，回响着他们的争论声，好像在吵架。
编纂过程中，历朝历代的动物名称审定需要条分缕析，考虑再三，出版日期三度延期。“我们这个团队的编委会，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要一个躺倒，一个纲的编纂就没有人来接手。”那段时间，王祖望常常因为担忧项目后继无人，夜晚在梦中惊醒。
直到2016年，编纂工作才终于告一段落。20余位老科学家收集、整理古代文献资料近4000卷册，从中考证厘定中国古代动物1界16门50纲206目622科1500多种；编纂了古代动物命名和分类体系、动物形态、动物解剖、动物生殖、动物生态、动物狩猎与保护、动物为害与防治及古代动物学人物传记，累计字数超过900万。
《动物分典》编纂完成后，王祖望自费请编委会成员吃了顿饭，就在中关村的禾谷园。小小的包厢里，十几位平均年龄82岁的老科学家围了一大桌，每位都头发花白。
“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以蠡测海’的老年初学者。”在动物所举行的大典庆贺和赠书仪式上，82岁的王祖望说。
为了国家需求“步步高升”
早已退休，为何要编纂一部中国古代的动物学巨著？在《动物分典》出版后的那段日子里，王祖望被问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
他说，这是一份埋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夙愿。
1955年，王祖望考入南开大学。在必修课《生物学引论》中，他发现教材翻译自苏联教科书，绝大部分篇幅都在介绍苏联生物学家的成就，鲜有中国动植物学家的名字。年轻的他心有不甘：“泱泱中华大国，难道我们的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的成就不值得被记录传世？”
年仅20岁的王祖望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们要编一部中国动物学的大书，一定要把古代学者的成就整理出来，让年轻人谈起他们能如数家珍，心生自豪！”
就连他的学生也很少知道，王祖望一生从事的小型哺乳动物研究，并非他最初的专业方向。他的科研之路从海洋动物研究起步，数次转向，皆因国家需求。
在天津的渤海湾，他研究过“靠海吃海”的海洋食品问题。那是粮食短缺的年代，他和老渔民一道风吹日晒几个月，双腿经常浸泡在海水里，皮肤更是黝黑发亮。
在山西太原，他转向研究“人见人厌”的老鼠。只靠一辆马车、怀揣几沓粮票，他和同事走遍了桑干河流域大大小小的村子，调查华北地区鼠害分布。也是在这段时间，王祖望结识了中国的“老鼠头”夏武平。
当看到王祖望做科研不顾安危，夏武平告诉他：“作为野外科研工作者，你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令他感动的是，次年，华北生物研究所（山西省生物研究所前身）就给从事野外鼠类研究的科技人员发放了特制野外装备，可以防蚤类等寄生虫侵扰。
1965年，中国科学院拟将北京动物研究所昆虫生态和动物生态研究室与北京植物研究所植物生态研究室，华北生物研究所动物、植物研究室成建制地搬迁至青海西宁，与已在当地建成的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西高所）合并。
由于野外工作条件让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西高所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
当时，王祖望只有30岁出头。他所在的华北生物研究所领导试探性地问他：“高原野外的条件很艰苦，海拔三四千米，你愿意去吗？”
“只要与所学专业相关，天涯海角我都去。”王祖望回答。
在西高所工作期间，王祖望跋涉在平均海拔3000～4000米的高寒草甸地区。白天骑马做样地调查，夜晚在土坯房中点着蜡烛阅读、翻译国外文献，向《生物学译丛》投稿。
那几年，国际上已开展了IBP（国际生物学计划）研究，但中国因时代原因未能参与。从文献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王祖望喃喃自语：“我们落后到什么地步了？就像在马场里，只能看见马尾扬起的灰尘，却看不见前面骑马的人。”
随后，他与数学专业出身的同事周立、魏善武合作，用了10年时间，初步建立了高寒草甸非生命亚系统、初级生产者亚系统、消费者亚系统、分解者亚系统的模拟模型。当时，我国在生态学领域的系统分析与数学建模研究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建模方面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王祖望等构建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数学模型，开始跟上国际前沿。
在担任西高所所长后，王祖望为解决所内人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问题，推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成为国家开放台站之一，与海外高校建立长期交流，让所内骨干人才获得不逊于内地的培训深造机会。
从30岁出头来西高所到55岁离开，王祖望在青藏高原工作了25年。
多年以后，回溯这几十年间的人生选择，王祖望笑言：“从平均海拔几米的天津，到平均海拔800多米的太原，再到平均海拔2000多米的西宁，我的人生轨迹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步步高升’。”
没有课题组的科学家
卸任西高所所长那天，王祖望的同事自发到火车站送他去北京。在绿皮火车上，穿着羽绒服的王祖望探出半个身子在窗外，跟老朋友一一握手告别。直到长鸣的火车开出站台，同事们还久久目送着老所长。
在火车上，王祖望对着动物所的一纸调令陷入了沉思：对大多数科研工作者来说，从艰苦的地方调回北京，结束和家人两地分居的生活，无疑是件好事。
但王祖望知道，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中，所长多为所内选拔。把一位西高所所长从千里之外调任至动物所，颇有深意。
那时，动物所的新学科布局滞后于国际，在分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出现人才断层，宏观生物学领域还没有挑大梁的青年人，人才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行政与后勤管理问题也对科研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他清楚，要解决问题，就得改革；要改革，就得不怕得罪人。
从西高所到动物所，王祖望都以脾气耿直、不怕得罪人著称。
在动物所改革时，他撤并人员臃肿的机构，将有限资源向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年轻人倾斜，得罪人是常事。
王祖望最大的一次发火是为了给年轻人争取评职称的机会。
那是1995年秋一个深夜，动物所一个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讨论声此起彼伏。职称评审委员会争论的焦点是几位年轻科研人员的晋升问题。王祖望认为，要“扶老携幼”，让老中青都有所为，同时给年轻人更多机会。但在场的也有人认为，几名年轻人资历不够，不该轻易破格提拔。
僵持多时，王祖望大声道：“如果再论资排辈，动物所前景堪忧，有些课题组会被拖垮！”
在座者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几位年轻人职称的评定，更是关于动物所未来科研风向之争。
凌晨一点多，会议投票通过了两名年轻人的晋升提案。这两名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动物所的中流砥柱。
王祖望根据动物学科的发展趋势，建立以青年人为主的“保护生物学实验室”“动物行为生态学实验室”，把有限的资源向年轻人、新方向倾斜，从不考虑是不是自己的学生、自己的课题。
他很早就建议，要重视极端环境动物适应性研究，强调多学科交叉和融合。90岁了，他还呼吁微观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搞微观的不出野外，成天躲在实验室里，知识就欠缺一部分”“搞宏观的，必须懂得微观仪器的使用方法、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验室技术”。
在科研合作中，王祖望从不看重署名，总是主动将通讯作者的位置让出去。就连他作为项目申报人和主持人申请到的国家级项目、100多万元的课题经费，也让给了刚回国、没有根基的年轻人。
他的学生想转新的方向，他一般只问两个问题：“能解决国家什么问题？要怎么做才能解决？”只要能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哪个方向他都支持。
在动物所的8年时间里，王祖望没有建立自己的课题组。他的学生王德华博士后出站时才知道，原来王祖望自己都挂在其他研究员课题组内。
与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老所长想做到“一碗水端平”——自己连课题组都没有，何谈资源向组内倾斜？
当所长那些年，王祖望把署名、课题、荣誉都让给年轻人了。如今他昔日的下属、栽培的学生中，不乏院士和学科带头人，但他却并未戴上几顶“帽子”。
当王祖望的学生，不仅享受不到优待，反而要带头让出利益。王德华回忆，20世纪90年代动物所博士后公寓紧张，一天，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一声“我做主了”，便安排他住到动物饲养房改建的平房宿舍。
王德华带着行李，搬到饲养房。到了才发现，宿舍只有十几平方米，门外水泥还没干，条件与博士后公寓没法比。
“没有怨言，因为老师自己也是这么做的。”王德华说。
与王祖望搭班的副所长李典谟回忆：“与王所长共事的几年是最愉快的，因为他总把工作放在前面，总把别人的利益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最后，所以问题总是很容易解决。”
王祖望始终铭记恩师夏武平的一句话：“你当所长，所里的任何成果都应让你感到自豪；但任何失败，你都必须承担责任。”
在一篇回忆恩师的文章中，王祖望写道：“能洞悉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即使身处逆境，依然能把握这一大趋势而为之谋划者，并在大趋势的激流中，培养人才，形成团队者，即为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
这也是他对动物所改革的良苦用心。
1995年，王祖望任动物所所长任期届满，所里人联名向院里写信，恳请王所长能够继续留任。
在述职报告大会上，王祖望说：“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在任的那些年，人人都说他刚正到有点不近人情，但卸任后，所里却有很多怀念他的人。
“没有嗜好”的老所长
在许多人眼里，王祖望几乎是“没有个人嗜好的人”。
他不善交际应酬、不讲究穿戴，还曾因穿着过于朴素，被动物所的保安拦下来，要求出示证件。
他作所长述职报告只谈实事：所里的学科建设和结构性改革、人才培养、员工的工资收入、分配住房等。他的听众说，老所长作报告，像在“追着人的耳朵讲”。
王祖望不讲究排场。在所里人才引进期间，因办公空间紧张，他把20平方米的所长和秘书的办公室套间腾出来让给新来的年轻人，自己到财务室旁边一个嘈杂的小房间办公。
他的办公室也是“凑合”出来的。为了节省所里的桌椅，他从家里搬来写字桌和旧椅子。所里考虑到他腰不好，为他配备了几把带弹簧垫子的靠椅，他也只是在开会时坐坐。
卸任所长时，王祖望找到王德华，对他说：“你帮我把这几把弹簧椅子还给所里吧。”王德华悄悄告诉他，现在没人要这么旧的椅子了。
王祖望到动物所任职后，住在岳母家一间20平方米的房里，早晚挤公交车上下班。一年后，院里在中关村北区安排了一套腾退房，王祖望才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处。直到2000年退休后，他的住房条件才进一步改善。
王祖望挺知足的，常邀请学生们来家中聚餐，亲自下厨招待。早年间他常带队出野外，生火、做饭不在话下。学生张健旭回忆，春节时，老师还会与夫人一同包饺子招待学生。王祖望的老伴儿是南开大学时期的同学，从事微生物学研究，两人已相伴六十余载。
他在西高所的学生李义明说，从西高所开始，老师总是自掏腰包，从没让学生花过钱。
他的学生杨奇森成了独立课题组组长后，曾对王祖望开玩笑说，“老师，我可比您当年富多啦。”听到这话，王祖望总是笑眯眯的。杨奇森知道，老师总怕学生像当年的自己一样窘迫，一年到头为经费发愁。
很少有学生记得清，王祖望具体是哪一年退休的，只记得他“一直在干”——从编纂140万字的所史，到组织全国生态学领域40多位专家编撰出版了50万字的《生态学名词》，再到编纂超过900万字的《动物分典》。
编纂《动物分典》时，王祖望在电脑录入信息时经常遇到问题，却没有年轻助手。学生中最懂电脑的杨奇森，当时也50多岁了。老先生每每打电话咨询电脑操作问题，又怕耽误学生们做研究的时间，第一句总是“你最近忙不忙”。
有时，他记不住电脑快捷键的用法，又怕反复询问、打扰学生，便在电脑键盘上贴了便签纸。
2016年，《动物分典》出版后，82岁的王祖望和几位编委会成员回到动物所，亲自答谢在编纂中提供过帮助的年轻同事。他们推着小推车，挨个儿办公室送书。王祖望坚持不让别人代劳，他说：“必须亲自送去，亲自感谢。”
人生的第九十个年头悄然而至，王祖望又对人工智能产生了兴趣。他向60多岁的学生请教，学生也不懂，他便请教学生的学生。
他说：“过去你们是我的弟子，现在你们是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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